胡仁宇:消散的蘑菇云 永远的爱国心

 公司新闻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10-17 21:09

55年前的1964年10月16日下午,那是至今让中国科学院院士胡仁宇印象深刻的日子。

当时,包括胡仁宇在内的刚从爆心撤回来的参试人员,被安排在离爆心几十公里处的一个小山坡上。当听到广播里响起“起爆”指令后,大家起身转向爆心方向,看到远处火球翻滚,蘑菇云冉冉升起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。

现场欢快激动的场面胡仁宇从未见过也再难忘怀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,西北大漠上空的蘑菇云早已消散,曾经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殚精竭虑的人们将被历史铭记。

只给个信箱地址用于通信

1954年秋,一块产自广西的铀矿石被带进中南海向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汇报,时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刘杰手持盖革计数器进行探测表演,放射性物质使仪器发出响声——证明我国地下埋藏有铀矿。如今这块为中央领导人反复讨论、提供决策的矿石被誉为“开业之石”。

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。但新中国成立之前,我国没有铀矿地质事业,只有个别地质人员对铀矿进行了零星的极其初步的探索。

1955年,我国悄然组建了两支铀矿专业地质勘探队伍——新疆519队和中南309队,意在用地质科学研究和勘探技术手段找矿。

黄世杰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八旬老人。他至今记得,刚出校门参加工作报到时才知道,要给原子弹找原料,必须严格保密。“当时大家被告知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干啥去,要去哪,只给了个信箱地址用于通信。”

虽然当时已经开展航空放射性测量,但实地勘探还得依赖人。

“那时候我们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过着牧民般的生活,每天一人一匹马,手持着有点像枪的探测仪,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,沿途要是有蒙古包就借宿在蒙古包,否则就睡睡袋,睡袋里还经常有虱子‘光顾’。”黄世杰回忆,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多摄氏度,进入天山冰雹就来了,可谓“冰火两重天”,吃不到新鲜蔬菜,白天野外工作口渴,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。

与此同时,中南309地质大队则在南方广袤土地上展开了找铀工作。

相关数据显示,在我国铀矿地质初创阶段,通过快速找矿、快速勘探的方式,铀矿地质工作者向国家提交了12个铀矿床,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“粮食”。

5间工棚内研制点火中子源

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科学工程。

数据显示,为了尽早掌握原子弹技术,全国先后有26个部(委),20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包括1000多家工厂、科研机构、大专院校投入到大协作的洪流。

科院院士王方定和他的小组是汇成“洪流”的涓涓细流。

1959年,苏联方面单方撕毁协定,我国调整部署,开始立足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。王方定作为其中一条技术路线的带头人,正式接手一项艰巨的任务——用于引发原子弹链式核反应的中子源材料研究。中子源材料做成的装置叫点火中子源,是核武器的关键部件之一。

一个以沥青油毡做顶,芦苇秆抹灰当墙的5间工棚,是王方定研制点火中子源的地方。

王方定回忆,工棚条件差,夏天室温高达三十六七摄氏度,还要穿上3层防护工作服,戴上两层橡皮手套,挥汗如雨。严冬季节,天寒地冻,自来水管都被冻裂。科研人员只好晚上把液体样药品和试剂搬到有暖气的房间,关好水井阀门,放掉自来水管里的水。第二天上班再复原。

经过3年多的紧张实验,随着一个个难关被攻破,王方定所在的小组终于发现了问题的关键,掌握了工艺,生产出了比原来设计要求更高的成品。

1964年,由于研制工作需要,王方定去了“前方”——青海高原上的“金银滩”,参加并组织了多次核爆炸的化学诊断工作。

“大力协同”经验威力不过时

转眼55年过去了,无论从工业、科技等方面,还是从硬实力或软实力上看,我国都有了极大的提升。

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。有人认为,时代不同了,有些重大问题可以依靠国际交流和合作得到解决。有人认为,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社会各单位、部门和个人间价值追求和利益日趋多元,似乎过去曾经发挥过的“大力协同”经验威力已经过时了。

胡仁宇有不同的看法。

“回顾我国核武器的发展,就是一个遏制与反遏制的历程,也是一个自力更生、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,每一项突破、每一次成功,是举全国之力、大力协同的结果。”至今他仍坚持这种看法:对一些特大的科学工程一定要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,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,只有在发挥个人、部门、单位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前提下,大力协同,充分发挥团队精神,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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